词义弱化本应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但在信息时代这个过程在频繁的交流中会不断加速,例如现在很多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孩子交流用的是表情包,这玩意我就根本看不懂,比世界语这类语言学家搞出来的玩意流行的快得多。如果足够流行就可以算词义弱化后被新词甚至新符号取代,如果流行度不够,就成了懂得都懂的暗语黑话。如果你不是一个游戏迷,现在到nga注册一个账号随意找个论坛去看看帖子,我几乎可以肯定你啥都看不懂,除非先看了置顶帖中的新手扫盲,你甚至会怀疑为啥汉字你都认识但就是不知道他们在聊啥。词义弱化本质上是表达需求无法被现有语言满足,最后基于老词搞出新的语言也就不奇怪了。
这当然不是汉语特色,美国有慕强文化,教育中主张培养自信独立人格,所以夸孩子成了所有人的共识。这时候good就只能算一般般了,起步价就得是perfect或great,这样搞出来的人就是懂王这种赢得起输不起的性格,而美国人黑懂王最狠的不是骂他种族主义或民粹,这类话在他支持者眼里算是夸奖,真让他上头的就是骂他loser,这在美国不论精英贫民中都是侮辱性极强的表述。我曾给泽西市公立学校评过一个科创奖,一共是一个人学校参与评一二三等奖,当时我打完分对其中一个学校还有点遗憾,因为他们很有希望拿一等奖,结果最后一公布公布出了十一个奖,而且还不是参与奖这类安慰性质的,给了些莫名其妙的最佳团队、最佳报告、最佳组织、最佳探索这类的名头,问题是作为评委我的打分表上根本就没有这些但十一座奖杯可已经准备好了,感情评委过去就是凑数的,反正就是要夸。
人人都有奖那么奖的意义就不大了,不过后来我才搞明白这个活动的初衷也有点黑色幽默,公立学校的孩子申请大学经常因为简历不漂亮而拿不到录取,所以公立学校间就搞出了这种看似内部竞争实际提高学生简历水平的活动。不过这算是被私立学校给逼出来的,因为最早就是他们先搞出来用来在录取中获得额外关注的,而私校学生的父母造词能力虽然不清楚但造奖能力还是有的。不过有意思的是,这种公立学校搞出的加分项实际上也就是给公立学校里消息灵通人士设置的,参与就有奖也不是人人都有意识参与,孩子搞不清楚这里面猫腻但家长但凡不傻都知道啥意思。
这种慕强文化可能是造成词义弱化的一种原因,国内学术界评比也营造了一种类似的弱化现象,最开始是发论文,然后就成了发英文论文,然后就成了发sci论文,然后就成了cns论文,我都搞不清楚现在国内招人指标这么高是因为论文都不值钱了还是实际需求确实增长了。不过这里可以确定的是会造成急功近利的学科发展更快,类似纳米材料这类实验体系不复杂出文章快的研究方向更容易找到好职位,而需要长时间累积的研究方向就成了高风险投资,不过也确实有些研究方向一直做些不疼不痒的排列组合而不敢去碰很难的课题,还不如能刷文章的方向。
真正受益于慕强文化的肯定不是参与这个军备竞赛的人,而是卖军火的。你家孩子会弹钢琴我家就得会马术,孩子家长还有马都累,但钢琴跟马术的辅导产业却赚了钱。巩固这种文化的不仅仅被洗脑的家长,还有产业利益集团。福布斯搞得那个 30 Under 30 项目选出的可不是30个人,而是600个,这种利用虚荣赚钱赚名声的项目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有人搞过,叫做地方名人录,交万把块钱就能进,然后找地方领导开个发布会就算交差,可以算无中生有一本万利的买卖,更不用提那些吉尼斯记录啥的坑爹玩意了。当前学术出版集团也发现这种论文弱化的情况开始疯狂开新期刊敛钱,很多开放获取期刊你只要早期投过稿就成了副主编了,副主编队伍比审稿人都庞大。究其原因还是个周瑜打黄盖的事,如果某个指标可以靠钱刷出来就一定会有人把这个指标本身的价值给刷到口碑丧尽秽土转生。
当信息交流足够快的时候,缝合怪就会出现。拿游戏来说,现在绝大多数游戏的玩法都是集众多之前成功要素于一体的,任何正面的游戏特色都会很快融入到后来者的基本元素之中。这点在科研里倒是最为常见,任何技术突破都会出圈到别的应用领域之中,谁不想集众家之长呢?这个时代的对精英的想象就是典型的缝合怪,不过想象跟现实是有差距的,不否认存在确实优秀的人,但将其神化对人对己都算不上好事。所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成功的人固然有其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每个人需要有自己的成功定义,可以就是烧一道好菜、设计一款桌游、创作一首歌曲或仅仅就是睡个好觉。如果都把目标定义成缝合怪不累死你才怪,而且就算你到了山顶又如何?你依旧烧不出一道拿手菜。
现在一种奇怪的论调认为就是要先慕强或者更直白说达到财务自由,然后再去追求生活,感情财务自由前的人不配有生活,而且所谓的财务自由也是个因人而异的标准。不过另一种解释是说人在不同阶段必须有个目标,有了目标才有做其他事的意义,这倒是一种生存方式。但这就好比分析污染物中的目的性分析与非目的分析,目的性分析可以带来确定性的答案但会忽略掉所有其他信息,非目的分析则是直接在不确定性的海洋里探索可能性,难度非常高但发现的乐趣却是独享的。现代社会并不限定每个人的生存目标,这个活曾经说宗教或先贤来指定的,现在基本被资本接管了,而抱着一个目标死磕容易变成“2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这样的军备竞赛最后丧失掉本来的意义。
如果你不喜欢当前的游戏规则,为什么不探索一个新规则?这话是说给我自己的,希望未来的我看到这句能有更深的体会。
]]>这两天的枕边书,是从城中村的书摊上淘来的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版一印,繁体竖排,字清墨明,本来是用来助眠的,却越读越清奇。可惜霉斑、破损严重,早上六点起床,用透明胶将快要掉下来的封面封底粘住。
《唐宋传奇集》收录的故事,《古镜记》《白猿传》《枕中记》《离魂记》《柳毅传》《李娃传》等一众篇目总觉得似曾相识。早餐后在书架上寻得汪辟疆编校的《唐人小说》,鲁迅校录的《唐宋传奇集》中,唐传奇篇目,也多在其中。
《唐宋传奇集》北新书局初版于一九二七年。据说鲁迅出版这本书,是回应陈西滢(陈源)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陈西滢认为鲁迅“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
鲁迅的回应,虽然承认“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抵死不承认抄袭并暗示,陈源之所以指控鲁迅“剽窃”,是因为他要替女朋友凌叔华出头。这就是鲁迅不讲道理在先,然后试图通过人身攻击将事关学术的话题引导为私人恩怨,这就先是强梁,后是下作了。
胡适后来就指出:“鲁迅自己也承认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确是参考了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但书中没有说明,所以给了陈源等人‘口实’。陈源的指责‘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是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说的倒也属实。”胡适说得算是委婉,其实就是剽窃。
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回忆录中忆及这件事:“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这也导致了鲁迅对顾颉刚厌恶不已,甚至不惜挖苦顾颉刚的“大红鼻”。鲁迅此举,无异于泼妇骂街,谁搭腔就连带着一起骂你个狗血喷头。
汪辟疆编校的《唐人小说》,一九二九年印行,比鲁迅校录的《唐宋传奇集》出版晚两年,两书收唐传奇篇目,大同小异。可见,时人对“唐传奇”的识见与取舍,也是大同小异。如果鲁迅确实是想通过《唐宋传奇集》来证明《中国小说史略》不存在抄袭,二者之间并不构成直接“证据”,在我看来不过是鲁迅的又一个狡辩和顾左右而言他。
现在仍然有人认为陈源欠鲁迅一个道歉,因为鲁迅没有抄袭。在我看来,《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这就是抄袭。如果说有人欠一个道歉,那也是鲁迅欠陈源、顾颉刚和读者的。
枕边书读故事,读出一桩文案,我本来就不喜欢鲁迅,这下对他愈加厌烦了。
]]>《学而》第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学而时习之”通常几种释义:
一、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认为: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
二、部分小学语文教材的解释是:学习并时常复习,不是很快乐吗?
三、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解释是: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高兴吗?
四、有学者的解释是:学到了(知识或本领)以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复习,不也是令人愉悦的吗?
朱熹、杨伯峻和部分学者的释义,用《论语》中“温故而知新”句,或许能够理解“不亦说乎”的所悦为何,但觉得还是有点不足,因为并不是“温故”都能够“知新”的,一旦能够做到“温故而知新”,则“可以为师矣。”
教材的释义就不知所云了。一个高中生、大学生、中老年人(这是孔子和他弟子的年龄)常常翻出已经学过的课本来时常复习,我实在是想不出这有什么好快乐的。《论语·子路》中“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并且这种“快乐”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常见,或者说几乎看不到。所以我常常有疑问——从我上学时教材的释义就是这样,三十多年了没变过,我们的语文教材,到底想要说些什么?语文教材能不能好好、真实的说话?可见,只是照着教材“标准答案”的“故”照本宣科,不结合实际生活和思考的“温”再多,也只是如流水线上的机械重复,是难以“知新”的。
《论语》的内容,来自于当时的真实生活,我们不妨也在现实的生活中理解“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我看来,这句释义为:所学能够时时在生活中得以致用,学有所用,知行合一,这岂不是一件快乐的事?
例如现在敲的这篇日志。
]]>这是一本可怕的书。冷静、真实的纪实文学,在它作为枕边书的两个晚上,我都做了被致命病毒感染的噩梦。从梦中惊醒,在床上做起来,打开灯,一次凌晨三点半,一次凌晨四点,长舒一口气,摸摸自己的脸,心里想:还好只是做梦。除了纪实,这本书也对我也是一次病毒和病毒传播的科普——
“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可在二十四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市。航空线路连接了全世界的城市,构成网络。病毒进入网络后,一日之间就能进入飞机抵达的任何城市,巴黎、东京、纽约、洛杉矶。”其实,不只是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而是任何地点的任何病毒。
“有些病毒学家将病毒列为‘生命体’,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病毒不能算是‘活着’。病毒非生非死,它的‘活着’很难定义;病毒存在于生命与非生命的边界……病毒在繁殖时看起来时活着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它们又显然时死的——只是机器而已,小归小,但完全是机械式的,不比手提钻更有生机。病毒是分子大小的鲨鱼,是没有思想的行动。”
“假如一种病毒与呼吸系统密切相关,那么你想控制它就非常困难了。”例如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起一直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病毒,疫情实时大数据显示,新冠病毒致死率2.2%,截止今日累计已有一亿一千多万人感染,杀死超过两百四十万人,平均每天杀死五千七百多人。而埃博拉病毒的致死率是90%,“扎伊尔埃博拉病毒就像是人命的黑板擦。”
]]>下个学期,中学部的课不用我上,小学四、五年级阅读、写作课的自选教材,要明天才按年前的下单顺序开始发货,路上还得再耽搁几天。学校的“寒假作业”要求教职工阅读的三本书也读了,这几天就成了一个“空窗期”,正好用来随意挥霍。英文学不好,总给自己一些诸如没有语言环境、记忆力差、工作忙没时间等等不是不可抗力的不可抗力因素,那就学中文。中文学什么?《论语》还背不得,这是最无用的闲书,再读一遍也无妨。
之所以说《论语》无用,是因为它在当下没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功利性。知道,背得,也不能直接应对和解决生活、工作中的问题——两夫妻吵架不会因为谁背得《论语》谁就有理,一位背得《论语》的企业主也不见得就能将企业经营得好,它甚至不能教一个小孩子怎么使用扫帚把地扫干净;不知道,背不得,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知道就不知道了,也不会影响升职加薪。总之就是知道也不会睿智,不知道也不会愚蠢。
《论语》在我书架上,有中华书局的两个版本,选哪一个版本来读,要比较一下。
一个版本是中华书局橘色硬面精装“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之一,陈晓芬、徐儒宗译注的《论语·大学·中庸》。这个版本章节的划分依据的是中华书局一九八〇年版的杨伯峻《论语译注》,二十万字,三百六十页,定价二十六元。这个版本最大的问题就是译、注都太过简略,古音字词也没有注音,就像考试给你个标准答案一样直接和“没道理”,参考价值不大。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中国古典译注丛书”之一种,一版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前者章节划分依据的是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第二版,我这本是二〇〇九年十月第三版,二〇一四年五月第三十四印。杨伯峻(一九〇九—一九九二)是著名语言学家,也曾为中华书局编辑,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以及古籍的整理和译注方面。在这本书“例言”中,“本书虽然不纠缠于考证,但一切结论都是从细致深入得考证中提炼出来的。其中绝大多数为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间有著者个人千虑之一得。结论固很简单,得来却不容易。”道出一个做学问者严谨而谦卑的治学态度。这个版本不论译、注还是音义都非常详尽,并且当中还有历代各版本的比较,虽同样也是定价二十六元,但仅《论语》一部的译注就三百〇八页二十二万一千字,比前者《论语》《大学》《中庸》三部合在一起还要多。所以,闲读书,读闲书,就选了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如果说这个版本还有什么不足,那就是既然是正体(繁体)字版本了,那就竖排最好。
]]>闲看《清稗类钞》“时令类”数条,翻出一个已三百八十四岁的“新”传统的源流。
“太宗用大统法以推时宪”条,“崇德丁丑十月朔,太宗以汉文历书颁行满洲、蒙古,初用大统法也。大统法创于明,即元之授时,本西域扎玛里鼎所撰,而郭守敬等参改者也。”“太宗”即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崇德丁丑”是皇太极崇德二年,明崇祯十年,一六三七年。
“世祖颁新法时宪书”条,“顺治甲申七月,礼部言钦天监改用新法,推注已成,请易名颁行。”汤若望在说明了新历法与大统历、回回历相比更为精确后,也“请刊列时宪书。”世祖从之,颁行。
明末,徐光启主持编修新历法,结合西方天文知识编成《崇祯历书》,但未及正式颁行明朝就亡了。顺治甲申年,参与编修《崇祯历书》,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七年,历经明、清两朝,继利玛窦之后最重要的来华耶稣会士之一的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将之删改并改名为《西洋历法新书》进呈清世祖,睿亲王多尔衮定名为“时宪”,予以颁行。这次颁行新历法,是中国历法史上第五次亦是最后一次大改革。我们现在所用的中国传统历法农历(阴历)就是时宪历。
时宪历颁行的“顺治甲申”为大顺永昌元年、明崇祯十七年和清顺治元年的一六四四年。顺治是清朝的第三位、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即位的年号。李自成攻陷北京、三十三岁的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景山、清兵入关,都发生在这一年。这一年,顺治帝六岁。
“世祖圣祖命以西法推时宪”条,“康熙初,习大统、回回法者咸抵排之。”但顺治帝的第三子——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仍然沿用时宪历,因为“博访廷臣,屡命会同测验,惟西法所推一一符合。”
“圣祖授时废西洋新法”条,“康熙乙巳三月,徽州府新安卫官生杨光先进《摘谬论》、《选择议》各一篇,言汤若望新法十谬及选择不用正五行之误,下议政王大臣等集议。将汤若望及所属各员罢黜治罪,于是废西洋新法,用大统旧法。” 康熙乙巳是康熙四年,一六六五年。新法颁行二十一年,“官二代”书生(官生即以官荫而得入国子监读书者)杨光先指出了汤若望修订的新历法的十处错误或不当之处,于是汤若望一众人等就被去官治罪,西洋新法也被废除,重新用回皇太极所推行的大统历。
“圣祖授时改回回法”条,“康熙戊申八月,圣祖以旧法不密,用回回法。”戊申年是康熙七年,即一六六八年。这一年,康熙帝因为大统历不够准确,而又重用回回历,即伊斯兰国家和世界穆斯林通用的宗教历法。该历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的一二六七年传入中国。至元十七年,元朝政府颁行的郭守敬“授时历”及明代在全国实行的“大统历”,均参考了该历。
“圣祖仍用西法以推时”条,“己西正月丁酉,是日立春。南怀仁预推午正太阳,六仪并测,一一符合”。“康熙己酉三月,复用西洋新法。”康熙己酉年是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和汤若望一样,都是来华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他参与了汤若望的修订历法工作,后掌钦天监,制造天文仪器,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皇太极崇德二年的一六三七年颁行大统历,到康熙八年的一六六九年,三十二年里,国人的历法先后经历了大统历——西洋新历——回回历——大统历——西洋新历的五次调整,最终西洋新历成为“中国传统历法”一直沿用至今。
今天正月初四,在明末清初,历法“因时应变”,岁末年初过着过着就不一样了。那时什么时候过年,得看怎么个算法。现在什么时候是岁末新年的“传统”,在三百八十四年前,也是一个东西方智慧结合的新东西。儒释道打救不了当下,全盘西化也不是个办法。所谓的“创新”,不是把“旧”全盘的推翻、砸烂,辟出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新”;所谓的“传统”,也并不是一成不变、墨守成规,而是不断在传承中反省、调适和创新。知来处,才能知去处,否则“创新”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书架上还有一本徐贲的《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什么时候抽下来读,就又看书缘了。
]]>二〇二一年,我有图文记录的连续不间断独立博客(Blog)已进入第十七年。博客日志的阅读量从开始只有自己写自己读的个位数到超过两千七百万,用了三年的时间。然后脱离对公共事件的参与和评论,隐为半私人的记录至今。今天读完《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才发现我一直在进行的其实是一种“业余而独立的写作”。这种写作方式,在我自身没有意识到的状态下,培育了我公共对话的能力和独立精神(或者是我认为的独立精神)。
“我们知道,媒体将最大的篇幅和时间以及最大的荣耀给了最少的人,甚至吹牛撒谎的人依旧层出不穷风起云涌并大行其道被炮制成神话。我的日常记录,只试图将历史还原于个体,并把个体展开于日常生活,从而把不可复现的历史记忆和宏大逻辑深植于日常生活和生命经验之中;那些被忽略的,隐没在历史的背面和角落的人们,在重重阴影中他们的日常活动远较个别的、传奇的历史事件更具本质意义,正是他(我)们从过去塑造了现在。那些发生于前台,被历史剧的灯光照亮的引人注目的人和事,不过是漂浮在时间河流水面上的泡沫。”当年这段我开设博客的“独白”,和那些每天敲下的随笔(日志),似乎已具有了文化传播学家波兹曼所说的“书面形式的公共话语”的意味,并为我博得了小小的声名。现在回头看这十几年的随笔,十分日常琐碎,但还幸基本算是语句通顺。我们都知道“不管专业知识多么高深,多么有创见,说理表述所需要的基本逻辑、语言要求仍然是绕不过去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基本的文通字顺和可靠逻辑,再了不起的思想也没有说服别人的手段和力量。”(P.6)
威廉·赫兹里特说,随笔“把思想的才能与资源运用于人的事务,这种写作虽然不属于艺术、科学或职业,却属于作者的认知范围,贴近人的事务和关怀。”以人的事务为题材,这是一种人文的写作,一种非专业的,独立于科学、哲学或宗教的写作,“在道德与方法上正如实验之于自然哲学,与教条的方法正好相反”。这样一种可以称之为“业余”的写作,它强调的是写作者个人的看法和认知,个人的独立观点。它拒绝接受任何宗教或政治教义的束缚,它让写作者自己的声音成为自己的声音,这种业余而独立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要鼓励的。(P.201)而独立、平等和自由的表达,正是我所认识的如今已所剩不多的独立博客(Blogger)们所信奉的“独立博客精神”。
任何行业或手艺,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都(应该)有一位创始者,即中国俗话的“祖师爷”,例如鲁班被视为土木建筑和戏班的祖师,黄道婆被认为是中国纺织业的祖师。博客这种随笔的写作形式,祖师或许就是法国作家蒙田。
“随笔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种写作形式,这个传统具有人文意义,帮助形成了与今天人文素质教育有联系的写作形式。随笔是一种体现主体意识的个人写作,它无需遵守任何宗教、政治的教义和教条,写作者可以自由陈述自己独立见解和看法。它平等地对待读者,是写作者在“试着”说服他人,坦诚、平和、真实、理性,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自由谈”。蒙田是第一个称自己的写作为“随笔”的,他说自己是在尝试着把真实的想法以合适和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作为人文教育的一部分,随笔培养的是仔细阅读、思考、分析和理性说理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人文教育的写作不把写作只当作一种私人的文字,而是文化传播学家波兹曼所说的“书面形式的公共话语”。这也就是说,写下来的文字是给别人阅读的,作者有责任清晰而有理地的表达自己的看法。(P.182)
当然,中国过去的人们也有类似的写作,如明人陈继儒的《小窗幽记》,清人沈复的《浮生六记》等。但我认为这些随笔大多囿于个人私空间里小趣味的“私写作”,缺乏了“公共对话”的功能——“公共说理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生活中,长期遭到忽视。我们的写作教学,主要以某种空洞的抒情为其特色,而在说理方面,则明显训练不足。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其中最优秀的学生,亦主要擅长‘私语’写作。”徐贲的书,正是弥补此一缺陷的极佳读本。
]]>这本书除了语句通顺,讲理明白,更重要的是从一种身处其中又是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公共论理——中国人不善于公共论理,由来已久,原因是缺乏对自由言论应有的认识,也极少有民主政治环境的培养。(P.161)
理性话语是民主社会的特征,而非理性话语则常常伴同专制而生。不讲理的话语可能存在任何社会,但只会在专制社会中大行其道,甚至成为政府的权力话语。(P.7)在一个习惯于用高度敌情和战斗观念来看待个人意见和言论的国家里(这样的国家总是不能容忍言论自由的),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把不同意见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冲突或敌我对立,而不是追求真理和共识的一种常态和过程。对言论之间的不同,他们习惯于因异而仇,并且“仇必仇到底”,拒绝“仇必和而解”。(P.158)
有质量的民主需要有素质的公民,因此离不开公民教育和公民自治的教育,而说理教育正是公民教育和公民自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P.192)
在现代社会里,与民主有关的环境和文化条件对好的公共说理起着重要的作用,优秀的公民素质、良好的民主法治、独立的学校教育、持续有效的道德传统(包括宗教和习俗道德),这些都是公共说理必不可少的,至少是至关重要的条件。(P.39)
什么是“独立的学校教育”,我想这是一个和“什么是好的教育”、“学校应该提供什么教育”同等重要的公共说理话题。
哲学家罗蒂说,学校应该提供两种(启蒙)教育,一种是“文化扫盲”,另一种是“批判能力扫盲”,公共说理应该是兼及文化和批判能力的一种教育。这里“批判”一词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词义都是指审察和辨析。在说理中,批判也是这个意思,指的是分析与判断,不是“文革”中那种“谴责”和“声讨”意义上的“大批判”。通过批判能力教育,我们可以学会如何对待一个看法、提法、说法,获得比较充分的理解能力,形成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轻易被别人或宣传左右。(P.52)因此说理的目的不是统一思想,更不是洗别人的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说理与宣传是不一样的。(P.40)所以,如果学校脱离成为“能独立思考、坚持道义和有知识的公民”这个目标传授知识,只会“让学生陷入一种比无知更可怕的境地。”(P.234)
说理的首要前提是愿意说理。有的人不说理,不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理,而且更是因为仗着有权、有钱、有压制别人的手段,干脆就不愿意讲理(俗称“耍流氓“)。这种极端强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经超出了话语讨论本身的范围。讲理的弄不过不讲理的,说正经道理的弄不过讲蛮理的,再怎么说理,也是白搭。如果这成为现实,社会也就会陷入一种普遍的非理性、无是非状态。(P.130)
把这本书与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和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做成“三明治”一并口服,对“不讲理”、“不知道怎么讲理”或“不知道自己原来不讲理”患者的疗效更佳。为此,我把另两本又看了一遍,发现,再抹一点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口感”的层次会更为丰富,营养吸收更为全面。佐餐饮品如果是尤金·扎米亚金的《我们》、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或乔治·奥威尔的《1984》、《动物农庄》,就是优选套餐的搭配了。当然,这样的套餐不适合长期被“XW联播”“RM日报”等稀软烂粥投喂的人,因为他们的牙口、胃肠的消化能力退化到只能消化,且只承认投喂的是“食物”的程度。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不讲理的人,你又怎么对他说理呢?(P.12)
]]>在已经读了的前半本中,多次有提到“公共说理”这个词。为了先弄清楚这个看来比较关键的概念,放下手上的后半本,先从《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入手。反正三本都是要读的。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这次东北的新冠疫情爆发,文章《“封户”七日,通化市民经历了什么?》里有一段:“一月十二日全天,通化市新增了五名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这次疫情起源于“养生馆”,一名感染者多次往返于黑、吉两省,在公主岭市、通化市开展了四次针对中老年人的养生培训营销活动,导致一人传染一百多人。养生馆的惯用方法是让老人们听课签到,送免费鸡蛋。”
中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数量庞大的老年人给养生馆的蔓延提供了土壤。甚至在老龄化严重的城市,几乎到了每个小区都有一家养生馆的地步。我父母在五年前也积极投身于这养生泥石流。他们将每月退休金的近五分之一投入到养生上,购买并长期服用除了带来心理上的安慰和麻痹,并没有任何切实功效的保健品,有高血压的老母亲听信保健品销售的话,还一度停掉了医生开的降压药;经常参加养生馆组织的周末短途旅行,逢节日还去扎堆领取免费的小礼物。他们对养生的热衷程度,我拦都拦不住,最后甚至快上升到如果阻止他们享受“高质量晚年生活”就是不孝的高度,最终只好对他们“放任自流”。作为交换条件,我得以退出各种耸人听闻博眼球“民科”养生保健知识轰炸的家庭微信群,并且他们放弃拯救我和我“不健康”的生活。
为什么老人们会不管不顾,甚至不惜与家人反目也要送上门去成为明显是骗局的受骗者?这就和青春期的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一样,让我不解。
“识别和抵御宣传是学生们从初中时就已经接触到的公共说理内容。宣传是一种对公共说理有多种危害的话语,往往是一种巧言和欺骗,是一种利用普通人都有的心理和认知弱点的诡辩和诈术。”晚上在炉子边读《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看到“序言”里这段话,就觉得父母也是蛮可怜,自己也可怜,可惜,还可悲。别人家的孩子初中时学习的是“公共说理”,我父母他们和我的初中,接受的都是在一种宏大叙事背景下渺小个体只是作为“时刻准备着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的“螺丝钉”存在的“不讲道理”,对宣传和灌输不但无从识别,抵御更是无从谈起,所以就算被骗也是欣欣然。这到哪儿说理去?又想起上周六自己的期末总结引用周作人《灯下读书论》里的那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
所以读书,只有读到好思想,才能看见坏人间。“我们的前一代欺骗了我们。我们这一代也曾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邵燕祥《找灵魂》补遗)
]]>“书很一般,毕竟是城中村里的路边旧书店,小小两间铺面,还住人。货源多是来自收破烂报纸纸壳的,看书、买书的也都是身在社会底层,想读书,但又没读过什么书的人。”
“就像你一样的人?”
“对。”我答。
按照百度地图的步行导航,下了公交,经几条城郊结合部握手楼下抬头只见一线天的小巷,再上一个两百米的陡坡,下台阶穿过污水横流脚底打滑且气味浓郁的菜场,在一溜城中村一半低于路基的低矮昏黑临街铺面中间,夹了一家旧书店,店名“索骥书屋”。
今天是第二次去。前天,周日,找到了,但没开门。问邻居,说去花溪赶场卖书了。从邻居那里要了联系手机号,晚上加了微信。今天确认开店才出门。“估计去一本书都淘不到。”出门时对太座说。
进店先低头,下台阶,书不多,多是大路货,摆放杂乱且品相不佳。二百元淘得二十三本,差不多是照薄的五元一本,厚的十元一本点数结算,老板又送了一本。
二十四本中,“网格本”八种九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各四种。最早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版,一九七九年九月六印的丰子恺译屠格涅夫《猎人笔记》;最晚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版一印,翟向俊、叶扬译埃萨·德·克罗兹《阿马罗神父德罪恶》。八种中,《猎人笔记》有一特殊处,封底左上印有“封面设计:邵守严”,原来“网格本”的封面设计者是邵守严。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浮雕版(白色封面印鲁迅浮雕像)《鲁迅全集》二十四种中七种,《华盖集》《二心集》《野草》《伪自由书》《彷徨》《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品相不一,出售地点也不在一处。三种封底蓝色售书章“为革命而读书/黎平新华书店”;一本封底蓝色售书章“为革命而读书/贵阳新华书店”;一种书名页上一枚红色“二中队图书”,快五十年了,依旧鲜艳;每一册都有原版封面书影,五元一本点数三十五元。
“凡尔纳选集”三种四册,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印,很“时尚“的小开本,封面红色“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煤炭工业局图书室”圆章。八品自然旧,没有明显翻阅痕迹,纸张发黄,满是时代感。五元一本,买来送给女儿。
《贵州古代史》,一九八一年十月,贵阳师范学院编著,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二月一版一印,三十万字,印数三千册。八品自然旧。贵阳师范学院前身为创建于一九四一年的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一九五〇年改名为贵阳师范学院;一九五八年,中共贵州省委决定在贵阳师范学院内以联合办学的形式成立新的贵州大学;一九五九年,贵州大学分出;一九八五年更名为贵州师范大学。
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袁世凯称帝的史料汇编,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三月一版,二印。丁聪插图。八品自然旧。
《唐宋传奇集》,鲁迅校录版,文学古籍刊行社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版一印,繁体竖排,封面蓝色“贵州省文化局图书室”繁体印章。霉斑、破损严重,但是喜欢这种旧书,哪怕鲁迅只是各噱头,没办法。
老板送的是《书话与序跋》,贵州人民出版社“世界文化名人散文精品”系列一种,一九九八年二月一版一印。
“有时间,真好!又有点小钱可以自由支配,真好!是不是?”太座问我。
]]>首先介绍下张纯如(Iris Chang)女士,她是二代移民,出生于新泽西,接受的是完整的美式教育,已经于2004年过世了,在这本书出版一年后在加州自杀身亡,年仅36岁。这是非常遗憾的,因为如果她能活到今天,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深层对美国华人的理解。国内对张纯如的认知是因为她写了《南京大屠杀》这本书,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外还有她的铜像,但其实《美国华人史》这本书更能代表其文字功力,但由于美国华人移民涉及很多敏感历史事件,所以国内不大可能出版这本书。我读这本书有一点印象很深,那就是大量的参考文献,这本书需要覆盖大概150年的历史,在这本书之前关于美国华人并无如此高水平的通史资料,更多是回忆录或其他历史的一部分,而这本书之后出版的关于美国华人的记录几乎都是按照这本书的架构来组织,而且可读性非常强,所以说《美国华人史》之于美国华人生活记录的重要性大概相当于《史记》对汉前历史的记录。更让我佩服的是,张纯如女士的写作并不受意识形态影响,其对事件的记录饱含人性的光辉,既有善也有恶。相比之下很多其他国内也出版不了的书一说不清楚就拿意识形态背锅,从来都站在绝对正确的一方对历史事件采取居高临下的批判,我现在越来越反感什么指导思想或主义了,有问题就解决问题,你搞个阵营先割裂开搞内斗算怎么回事?
美国华人历史的起点在19世纪,这点不难想象,因为之前要么是美国还没建国,要么就是清政府还不让人往外跑,另外技术限制也是实实在在的,就算去日本这么近,鉴真也好几次渡海失败,有一次还被吹到了海南岛,更不用说跨太平洋了。最早的记录是1834年被商人带到美国的阿芳妹,是被当成博物馆展品满足民众对东方人的各种猎奇心态,不过可能更早也有些华裔水手登陆过美国。这种借由展品或马戏团去到美国的少数华人也有类似暹罗双胞胎这种赚够了钱在美国成家立业蓄奴,还参加南北战争的。但真正开启移民的却是美版西部大开发,也就是加州淘金热潮。
1848年,加州金矿的消息传开,很多工业革命中不甘心的打工人纷纷向西部进军,而在大洋彼岸的广东台山,民众则被金山传闻所迷,打算出海碰碰运气。此时中美的平均寿命都是三十多岁,出海动机非常单纯,就是赚钱,家乡人为了防止出去的人忘了本,临走前会赶快促成婚事,留下香火来维持稳定的侨汇。此时的加州有九成人口是男性,除了矿工,也吸引了大量有冒险精神的知识分子来此探索。华工其实在淘金热前就存在,19世纪初西方国家禁止了黑奴交易,但劳工缺口是存在的,所以大量华人被卖掉去东南亚或南美做苦工,而清政府因为内乱顾不上管理这些不人道交易,直到1874年清政府才跟西班牙签了协议改善古巴的中国劳工待遇。这种人口贩运毫无技术含量,所以15-45%的人没等到目的地就死在海上的瘟疫或意外中了,很多到了南美种植园也被当奴隶对待。加州有矿自然也吸引了华工去讨生活,家里借钱凑个船票就走了,但勤劳廉价的华工显然不受美国白人劳工的待见,在加州的排挤行为非常常见,还面向华工专门征收过人头税。从淘金热开始,华人就过着被美国白人视为“外国人”的日子,一方面拒绝其融入社会,另一方面华人自己也认为是来打工赚钱的,并不是要留下,这种隔阂从一开始就定了美国华人的悲剧基调。
加州的开发使得美国东西部有了直接联系的交通需求。1971年,差不多最早的电子游戏《俄勒冈之旅》就是讲这个时代故事的文字冒险游戏,我玩过这个上古游戏,开始一辆马车一家五口,等到了俄勒冈都死的差不多了,那个年代的自然条件非常艰苦,一路跋山涉水没有冒险精神是到不了目的地的。为了让东西更好交流,太平洋铁路就成了不二之选,这个时段北美修了两条太平洋铁路,一条在美国,一条在加拿大,但不论哪一条,都用了近万华工来修最危险的路段,死亡数字成百上千,而加拿大那条竣工照片上却全照了白人,这事直到21世纪政府才出面道歉。从公司角度,华工勤劳吃苦,干净卫生,工资低工时长,而彼时白人劳工已经受工人运动影响组建工会了,所以招募的华工通常会被白人劳工记恨,被老板当成制约工会的力量,他们会抓住一切机会去报复这些外国人,白人劳工的缺点主要是酗酒而华工则滥赌,甚至发明了新赌法,这都是被攻击的点。从投资角度,修建铁路的预算是死的,便宜的华工能提高利润率,所以即使管理层都是白人,身体却很诚实,但他们自然也会过河拆桥,铁路竣工后都不给工人返回加州的方法,结完账就地遣散,把华工扔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中部,这客观上造成了华人在美国全国的第一次大流动,很多去了南方继续做劳工,也有直接跑到东海岸的。
除了挖矿,华人在美国最出名的行业就是洗衣业,直到今天,纽约街头的洗衣店里也大都是华人在经营。回到淘金时代,由于洗衣服不方便且巴拿马运河没有开通,矿工的衣服竟然是送到香港去洗的而运到东海岸比香港还要贵。后来夏威夷的华人就用更便宜的价格从中营利,而等华工进入洗衣行业,价格就更低了,而前来拓荒的白人则不屑于从事这个行业,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加州刚开始是欢迎华工的,但到了后期也开始嫉妒这种勤奋,设定了很多莫名奇怪的政策,例如不让华工去医院,白人公司不能招华人这种,这就把华人锁死在了中国城或唐人街。其中最有名的要数斯坦福,就是那个创立斯坦福大学的人,他一开始说华工是亚洲人渣,后来自己修铁路当董事发现华工好用就称赞勤奋,等1884年排华法案通过后,为了竞选参议员又去诋毁华人移民,这些黑历史别的人可以不管,但美国华人不能不知道,因为华人身份长期被当成政治工具使用,到今天也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过。
淘金热其实很快就会因为金矿采空而退潮,毕竟开矿很难作为持续性产业,多出来的劳工很多转向了农业,此时华工因为勤劳吃苦廉价很快占据了近九成的加州农业劳工,当然其外国人身份阻碍了成为地主的可能。有意思的是此时南方种植园主也看好华工的优良品质,于是他们雇佣华工来给黑奴作为样本,不过华工是来按合同赚钱的,不是奴隶,美国南方种植园主很快发现没法压榨他们,他们会跟你打官司。与之类似的是北方的资本家,他们也曾设法雇佣华工来牵制白人劳工,但华工很快也意识到了不公平待遇而谋求加薪,被解雇后则在东海岸也开起了洗衣房。说白了美国华人其实大都来自中国南方重商的地方,做生意自然讲究个公平,资本家与种植园主则把他们当成了可以随意压榨的白人劳工或黑奴的替代品,结果自然是一拍两散。如果一个族群优点不明显了,那么先来的人总会想办法去排挤后来人,到了19世纪70年代美国遇到了经济危机,华人就成了背锅的。
在那之前,华人的侨汇也对故乡产生了很多影响。在广州台山县,因为汇率可观,华工汇回来的钱直接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好比一个地方如果持续投资,那么经济就从生成转为消费,事实上这种暴富让当地识字率大增,凭空出了很多大户人家,也因此绑架案频发,当地人几乎放弃了农业生产,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去美国,一个月就能赚到现在一年甚至几年的钱。同时,因为劳工九成以上都是男性,在美国这边自然也催生了妓院产业,而只要其还往国内寄钱,国内家人也不过问华工是否另有新欢。还有很多华人会去迎娶爱尔兰女性,因为爱尔兰移民中男女比大概一比三,华人身上很多优点也被爱尔兰女性所青睐。当然,这对于美国白人社会来说可以说加了一条华人抢女人甚至诱拐白人女性的罪状。到1870年有华人63199人,99.4%分布在西部,78%在加州,这些人的管理是自治的,分为三级,底层是宗族,中层是会馆,高层则是所谓六大公司,他们会帮华人在美国安居。但不被这些管辖的还有堂会,他们则包揽了妓院等产业,从国内或抢或骗女性到美国来服务华工,即使有人把妇女救出来,她们很多也再就业成了老鸨。很多中国人融入美国社会后(通常是走宗教路线)其实也在帮着欺压劳工,甚至会对美国庄园主说华人很好奴役。当然,教会也帮助产生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跟后来的赴美幼童计划,容闳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生,也是他促成了后面的留学计划,而这也就形成了华人移民的第二组群,也就是留学生群体的雏形,不同于劳工,留学生从一开始就不怎么接触唐人街,我们到今天媒体里报道的主力也是留学生,但这个群体跟唐人街的割裂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二代移民走出唐人街也就再也没有回去,这个趋势其实从一开始就存在。
19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开始不断出现反华事件,经济的萧条让白人错误以为是华工低薪抢白人工作导致的,各种限制开始经由州议会明面化。加州的立方空气法对华人选择性执法,不允许多人同居一屋,需要有最小空间限制,很多抓到牢里的华工其实生活空间更小了,不过类似的事北京也出台过,用来针对所谓低端人口,其本质还是先来的歧视后来的。加州人行道法禁止洗衣工用扁担来打击洗衣产业。但到1871年就出现了华人屠杀,被歧视的爱尔兰人组织加州工人党,矛头指向华人,1877年第二次华人屠杀,到1879年加州宪法禁止雇佣华人或蒙古人,作为几万人的小组群,华人可以说被法律搞得很惨。不过,此时的晚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依然让很多想换个环境的人选择来到美国,虽然法律限制多,但除了法律所限别的也就没有限制了,特别是商人,在中国属于底层而在美国则可以跻身上流社会。时间到了1881年国会提出了排华法案,麻州参议员乔治·霍尔反对这种种族歧视但被纽约时报打压,法案最后被总统切斯特·亚瑟否决,担心清政府反制。到了1882年排华法案修改为十年期限且允许商人、教师、学生及家仆入境,但禁止了所有华工入境,这次法案通过且之后不断延期甚至取消了期限,一直到1943年宋美龄访美后才撤销,这一甲子的排华法案在历史上可以说非常不光彩,更不光彩的则是2012年国会才为这事道歉,本书作者张纯如都没看到这一天。
因为排华法案,美国的华人群体在几十年里都维持在不到十万的样子,很多回去探亲的人回来后被告知身份过期遣返。排华法案被多次延期,在中国触发抵制美货的行为,但因为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妥协,所以影响有限。不过,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烧了很多公民身份文件,因此开了个移民口子。美国政府认为1855到1934年海外出生孩子只要其父亲在他出生时是美国公民且住在美国,就可以成为美国公民,形成了假儿子移民产业,也就是谎称自己是某个美国华人的儿子就还可以入境美国。这个产业很快引起政府注意,于是1910年,加州建立天使岛拘留中心审查假儿子身份,墙上留下很多诗作,也产生了很多腐败行为。不同于纽约的爱丽丝岛对西欧移民入境的欢迎态度,天使岛则千方百计审核身份拒绝入境,很多人入境前会被关半年甚至更久。不过美国华人也是很顽强的,他们大力进军服务业,创造了煎面、杂碎与幸运饼干等美式中餐(左宗棠鸡比这个又晚了几十年),华人医馆因为营销得当也得到白人认同,零售业有加州开一元店的周崧,工人是白人,管理层是华人。美国南方杂货店大都是华人开的,黑人白人都不愿做服务业,黑人觉得屈辱,白人觉得掉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美国曾经的种族划分只有白人、黑人和混血,很多地方是白人专用,华人经常很尴尬,有时候被认为是白人,有时候是黑人,种族认同经常是自己说了算。不过我们的近邻日本人的一些移民操作也把华人坑了,首先就是亚洲人不能在加州买地就是因为日本人在加州囤地导致的,而日本人大量新娘嫁到美国的中介生意也促使美国在1924年禁止了所有亚裔夫妻团聚移民。此时华人男女比从20:1变到了7:1,主要是二代移民的平衡,但很多靠假儿子身份入境男性依旧是孤老终身,跟初代移民的情况差不多,这里兴许可以写出《百年孤独》这样的作品。
大萧条时期,华人为了谋生利用刻板印象与神秘主义开展中国城旅游,结果可以说埋下了美国白人对华人长期刻板印象的祸根。他们宣传中国城存在地下隧道、鸦片烟馆与妓女奴隶,并且真的装扮或雇人演成这样来吸引观光客,但其实这种猎奇氏旅游也仅仅可以在人群规模无法走出中国城的时候还可以,但对于走出去的人就贴了标签了,而且到今天都摘不掉。此时好莱坞自然不会放过这种题材,创造了傅满洲这种邪恶角色,当然也创造了神探陈查理这种带有东方神秘色彩的角色但都是白人演员演的,华人演员争取不到,而华人演员黄柳霜回中国却因为角色问题反受指责。此时美国华人后裔认为自己在中国可以被完全接受,他们可能名校毕业只能在中国城当服务生,因为主流美国社会其实依然不接纳华人。有意思的是,当这些二代华人回到中国就会保持美国生活方式而其父母努力在美国保持中式生活方式。因为二战与日本侵华,他们回国后又大都返回美国,此时美国逐渐走出大萧条。
二战对于美国人是始于偷袭珍珠港,但对中国1931年就开始了。在日本31年开始侵华后,纽约市华人手工洗衣业联盟(CHLA)呼吁抵制日货,培养飞行员,工人抵制日本进口废铁。在八年抗战期间,美国华人捐款两千五百万美元,但因为在美华人一共就七万多人,所以人均三百美元,当时周薪5-6美元,相当于捐一年的工资。其实到1940年,在美出生华人比例超过外国出生华人,但因为战争却有了更强的民族认同。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人开始褒奖华人而贬低日本人,把日本人关到集中营里,华人多与之划清界限,但打标签的方式还是促进了歧视,其实只要美国人不认为你是美国人,这种褒奖就是施舍性而不是从平等角度出发的,这点到今天依然如此,美国的民粹分子坚定认为自己是美洲的主人,后来者都是外来户,全然忘了美洲原住民是怎么没得了。1943年,宋美龄访美并在国会演讲,之后为华人争取到了每年105人的移民名额与归化美国的权利,终结了排华法案。而华人也积极入伍,应召率40%,远高于美国人的8.6%,比较有名的是飞虎队,但华人到中国后很多对家乡的想象幻灭,面对的是腐败的政府与穷苦的大众。
加州到1944年才终于允许州政府与上市公司雇佣华人,用来填补战争造成的劳动力短缺,这使得华人可以走出中国城就业,很多学校里学的技能可以使用。1945年战争新娘法案通过,允许中国结婚的妻子赴美,此时美国华人男女比三比一。在1949年法案失效前,近6000华裔士兵前往中国娶妻,战后80%的华人新移民为女性,配合婴儿潮,华人人口到达十一万七千。随后解放战争开打,国民政府糟糕的印钱政策让在美4000多留学生陷入经济困境,他们大都来自中国中上阶层,美国出台法案使其可以合法居留,大学扩张也给了他们就业机会。冷战开始后经过朝鲜战争,反共浪潮袭来,美国查禁华人左翼媒体,钱学森被无端逮捕,华人子女此时大都离开中国城,平均收入超过美国平均水平,唐人街开始衰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右斗争与大跃进之后闹饥荒使中国短期开放移民,广州出走了6万人,大都到了港台,这些人因为每年105个名额限制是去不了美国的。后来肯尼迪总统放开限制,大概一万多人短期内移民美国,使中国城复兴,但新移民语言不通,与在美华人有持续矛盾。其实国民党跑路台湾是第三顺位,第一是美国,第二是香港,但也移民百万到了台湾。因为台湾离大陆太近,所以很多移民到台湾的外省人基于担心解放军而抓住机会移民美国。国民党在美国国会运作中国游说团,仅次于以色列,但在台湾的行政却非常糟糕,白色恐怖统治,大量任用外乡人,搞个人崇拜与文字狱,禁止短波收音机,这段时期其实海峡两岸也都差不多情况。为了构建现代工业体系,国民党在台湾搞土改,压榨地主支援工业,发展轻工业与对外贸易,越战后美国断了金援,但此时贸易顺差已经足够台湾自给自足且逐步发展重工业,再往后美苏对抗,美国大力发展科研,台湾大量输出留学生,特别是台大的校友,他们到了美国开始会不适应但逐渐喜欢上这种氛围,不过国民党也会监控留学生,有台独与共产倾向的回台湾就判刑,很多留学生放弃返回台湾,大概1/4留学生返回台湾效力。此时美国忙着搞民权运动,华人有参与但并不多,经常游走在黑人白人之间,华人学者则专心学术,成为世界大师,这些学者大都来自台湾。
到了70年代,美国歧视华人现象由于华人地位上升而减弱,但依然存在针对华人的竹子天花板,华人1/4有大学学历而美国人则是百分之十三,湾区收入华男只有白男55%,管理层几乎没有亚裔,这个现象到今天也没变好多少。尼克松访华后79年将台湾排除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对台湾影响巨大,从此大陆台湾每年各两万移民名额,香港额外600,回归后扩到5000,非移民签证不在其内,到80年代末超过8万大陆学者移居美国。
80年代因为日本制造流行与美国贫富不均加大,华人再次被连带歧视,出现1982年陈果仁案,此时距排华法案已经100年,而国民党也暗杀了很多台湾移民到美国的华人。到80年代中后期,港台富商开始担心大陆影响而移民,但遇到了对华人录取的歧视问题,如果不看族裔,那么华人会占据大比例人群,如果限定族裔,华人的分数线要显著高于其他族裔,这个问题需要把族裔背后的经济问题彻底理清楚才有希望解决。此时华人是模范族裔,但这个模范还是带有外来户被赏赐的意味,如果一个自己认同自己是美国人的人被称为模范族裔,感受肯定很不好,标签这玩意贴上容易摘下来非常困难。
1989年后,美国签发了特别居留许可,到1992年用直接绿卡留下了五万多中国滞留美国的留学生。香港回归前后大量高学历高资产港人移居美国,也有太空人,妻子在美国,自己在香港干事业。而台湾则有降落伞孩子,父母在台湾,孩子在美国逃避台湾的教育竞争,有三四万孩子这样生活在美国,他们会被绑架,后来也有中国大陆来的。此时,华人内部贫富差距加大,高科技移民偏好硅谷,H1B的6年限制相当于为美国无限循环输入高技术劳动力,但他们会被怀疑是间谍。现在时隔20年,同样的戏码又重演了,说到底还是西方主流社会对华人从根上的不信任,他们会反复被拿来转移政治经济矛盾,这是在美华人可能永远逃不掉的循环。同时,中国大陆计划生育的一个副产物就是弃养女童增多,而美国此时进入后工业化生育率下降,在85到02年在中国收养了33000以上的婴儿,大部分是女婴,说来算是我同龄人了。在经济这个维度的另一段,低技术移民也一直存在,此时这类人通常来自福州,通过偷渡方式来美国。纽约市华人非法移民多为初中文化以下已婚男性劳工,妻儿在国内,来美国就是为了赚钱,但会有政治借口拿身份,非法移民促进了福州经济发展,这个剧目百年多前也在台山上演。
我读这本书感受到了很强的既视感,很多百年前几十年前乃至二十年前美国华人遭受的经历在今天依然在上演。大概就是只要经济下行或遇到危机,华人就会被拖出来背锅或转移视线,但如果遇到美国经济大发展的机遇,华人又被敞开怀抱欢迎。不论在那个地方,先来的人总会想方设法为后来人设置障碍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种族只是标签的一种,可以是地域,可以是性别,甚至可以是毕业学校、血型与星座。在我看来,这种打压毫无道理,体面的先行者赢得起也要输得起,要始终有探索新领域的勇气。我相信,在那些最初背井离乡的人中,总有些人是好奇心驱动的,他们很难被打压。而美国的华人也有自己的优点与缺点,我并不认为这些优缺点的根源在于民族与基因,很多东西是人这个物种身上普遍存在的,在一些生存环境中很多习性更容易展示,但人的社会性导致很多从众行为放大了习性的标签感。作为的独立的人,面对自己的内心,很多选择并无法用民族或其他标签决定,而更多是与当时境遇相关。这本书给我展示的美国华人史更多是具备时代感与某种淡淡的宿命轮回感,很多问题要好几代人努力才有希望解决,改变一群人的经济状况一次灾难就可以做到,但改变一群人的偏见却直接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只能在制度设计上运用智慧来减少偏见的影响。
至少要坚信马丁·路德·金的话:
我们信守这些不言自明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
]]>青龙街,穿越2000多年,让厚重的历史给这里披上美丽的霓裳。收拾一下心绪,开始静静的在历史长河中流淌吧。此刻,有一种无比庄严而肃穆的感觉。青龙街的几个关键词:张仪、杨雄、洗墨池、龙女堂、墨池书院、芙蓉书院、聂铣敏、成都县立中学堂、成都七中、十三中……
秦惠文王后元十四年(公元前311年),秦在古蜀地置成都县并令张仪、张若按秦首都咸阳建制修筑成都城墙,“周迴十二里,高七丈”。据《成都通史》记录,因秦人不认识成都天气、土壤,用关中板筑法筑,土墙较薄,经20多年后,不少地段已毁于暴雨、大水之下。
后来一只乌龟从河里爬出,绕城走了一圈,巫师说要沿着乌龟走过的线路筑城,城墙才筑成,所以成都别名为“龟城”。乌龟就停在青石桥所在之处,是以青石桥又称龟化桥。筑城必然需要掘土,于是在现在青龙街北挖土挖出来一个大坑,坑内积水成池,称之为“龙堤池”。
扬雄(前53年-18年),字子云,蜀郡郫县人。汉朝时期辞赋家、思想家。据《汉书 扬雄传》,扬雄曾居于成都,至于宅在何处,说法不一。《太平寰宇记》载:“子云宅在少城西南角,一名草玄堂”。宋何涉《墨池准易堂记》载:“扬雄子云有宅一区,现锦官西部隘巷,著书,墨池在焉”。
晚唐之后,人们传西汉扬雄故宅在龙堤池畔,扬雄曾在此池洗笔,故龙堤池改称之为墨池。据传,当年扬雄的子云亭也建在墨池旁边,周围浣纱、种菜的老百姓每天一大早起来,最为享受的就是聆听扬雄那抑扬顿挫、节奏起伏的读书声。唐代刘禹锡《陋室铭》写到:“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唐玄宗年间担任成都最高长宫的章仇兼琼有一天晚上梦见水中龙女,便在洗墨池边修建祭祀龙女的龙女祠。宋仁宗庆历时经扩建后改名龙女堂。左侧之桥按照古代对天空中星宿“四象”称呼,即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故称为青龙桥,以后在桥边形成的街道称为青龙街。
为了纪念扬雄,从唐代开始这里就陆续修有一些建筑(宋代还有记载说早在南齐时就建了草玄院),宋代有草玄亭、准易堂、解嘲亭、吐风轩、洗墨池等。明代万历年间曾经重修洗墨池,池北建有草玄堂,池前建有子云亭,但是在明末清初的战火中尽毁。
宋朝开始,人们怀着对扬雄的敬仰,就在此兴建学堂学院,历经元、明、清,风风雨雨,兵火匪患,但历代官府一旦在战火平息,经济民生恢复后,均着手在此旧址上兴建学堂书院,而且名称几百年不变,都称之为墨池书院。 清朝初年,成都城市重建于草莽之中,百废待举。
道光年间,学政聂铣敏捐俸约1万两白银购买墨池故址处郑氏私宅三院及空地数亩,重建墨池书院,并置学田70余亩于温江向家碾,让书院的经费由了坚实的保障。共有三大院房舍200余间,空地4亩。中为书院,左为东园,右为廉泉精舍,气象一新。青龙街上再次响起读书声。
随到成都经济逐渐繁荣,潜溪、芙蓉、尊经等书院相继恢复兴建。到了咸丰三年,墨池书院原址一分为二,墙左边是墨池书院,墙右边是芙蓉书院。清末改设成都县中学。民国时还在校侧建成都县立女子中学。墨池水面逐渐缩小,直到民国初年仍然存在,有亭有桥,绿荫接地,游人还可垂钓。
民国时期,日本飞机轰炸成都,成都县政府搬迁西郊茶店子,墨池迁不走,被填平了。1946年又把校园中的子云亭也拆往茶店子,20世纪70年代因扩建成灌公路而被拆除。五十年代初,成都市县中迁新南门外磨子桥,改称成都市第七中学。华西协合高中迁成都县旧址,改名成都市第十三中学。
现在的青龙街属于成都市青羊区,东起人民中路二段,西止老东城根街北口接八宝街,长346米,宽20米,沥青路面,梧桐成荫。青龙街南清末创办习艺所,民国后设南熏中学,抗日战争时期学校迁走。此处设立省医院,1954年10月省医院外迁,此处改称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青龙街在1968年改为红光路一段,1981年地名普查时恢复原名。新华少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医护人员走在青龙街,走进青龙巷、走进西府南街、走进守经街……为社区居民开展健康管理。一个个充满历史韵味的街名,一群群孜孜奋斗的医护,美好的时代,见证历史,创造历史。
]]>这段时间节奏很快,觉得自己也不舒服,周日贴三九贴之后,昨天开始腰间皮肤有些刺痛。不晓得是三九贴引起的皮肤过敏还是带状疱疹向我袭来,隐隐紧张。今天上午去简阳进行关于“家庭医生团队如何做好签约服务”授课,中午赶回单位,下周还有一次针对乡村医生“中成药的合理应用”课程。
闭眼沉思,仿佛整个人有些飘飘荡荡。不知道是劳累,不知道是醉意,不知道是茫然……想起了上周去广西南宁,转眼间一周时间。在飞机上面,看着下面的山峦,不是山峦叠嶂,而是独立的一座又一座山峰。似乎是一种孤独,一种莫可名状的落寞,山间遍布着农田,那是人们辛勤劳作的家园。
南宁培训酒店左前方是一座大桥,南宁大桥。桥很长,很宽,桥下是邕江。江水清澈见底,简直就是锦江学习的榜样。南宁三天时间,全程忙碌。这是参加协会服务发展论坛以来最忙的一次,协助进行主会场的准备,协助完成各个分论坛的准备等等。会议全部结束后,用了一个小时走了走这多桥。
相比桥面上,我更喜欢看看桥下。桥上车水马龙,桥下则十分的寂静。这里花草繁茂,虽然已经是冬季。南宁却是穿短袖的季节,时不时还有热浪的感觉。早晚温差有些偏大,不过也就是加上外套。绝不用穿毛衣,更别提穿棉袄。温暖的南方天气,唯一就是饮食偏甜,没有麻辣的爽口感。
马路边上看到一种不知名的花儿,非常漂亮。马路边看到配电箱上面画了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小哥哥小姐姐,非常漂亮。喜欢这种不经意间的小喜悦,喜欢这种淡淡的优雅和美好。或许只有这个时刻,才能够感受到转瞬即逝的静谧和安详,这便是内心最自由自在的时刻。如此如此,也罢!
]]>我的家乡在陕西,说是八百里秦川,说是大秦大地,与我而言更为真切的便是夏村的黄土疙瘩,便是夏村的浓浓乡音,便是夏村的阵阵蝉鸣……有很多很多的美好,纵然后来到县城读了高中,在成都读了大学乃至工作、结婚、生子,但确乎只有夏村的美好是最值得回忆和咀嚼的,是那样的甜美和迷人。夏村是夏侯村的简称,村名的由来是有故事的。
夏侯村为礼泉县石潭镇政府驻地。东邻杜家村,南接大同村,西毗乾县注泔镇瓜赵村,北连刀东村、刀西村。相传元朝中期夏侯氏在此建堡独居,故名夏侯堡。坐落于吴家沟东北约400米,人称老堡子。1958年前城堡遗址尚存,后被毁。元朝末年夏侯氏遭遇灭门之灾,族人被官府逮捕杀害,只有一王姓媳妇,身怀六甲幸免,避难于今乾县注泔镇铁王村山沟边一窑洞,产下男婴,为躲避官府,子随母姓。过了很多年后在携带子回到已成废墟的夏侯堡居住。
元末明初,属于夏侯氏后裔的王姓家族人丁兴旧王也得到了壮大。明朝初年经族人商议就在今址筑起新城。新城四周筑城墙,长宽各约65丈,开东、西城门,城门顶端筑有城门楼,南北角各有炮台,城墙上有宽2.5米走马道。为纪念先祖,便将新城取名"夏侯村"。据传明万历年,华阴大地震,加之旱灾和瘟疫流行,关中人口锐减,十村九空。明朝推行"晋豫填陕"移民,先后有王、吴、陈、吕、鲁五姓迁入,后鲁姓举族迁往四川雅安。因王、吴、陈、吕四姓所建之村位于夏侯村周围,故统称夏侯村。
只是现在夏侯村上也已经没有了姓夏侯的,姓王的为主,吴姓在村东的吴家沟,吕姓在村西的吕家。是石潭镇政府所在地,同样,石潭镇这个名称也是有来头的,之前在很多篇关于响石潭的追忆中提到过。
石潭镇位于礼泉县西北部,镇政府驻夏侯村,距礼泉县城17公里。东与昭陵隔沟相望,东南与赵镇以河为界,南与城关镇以泔河为界,西与乾县注泔镇为邻,北与南坊镇相接。全镇面积约60平方千米,人口25632(2017)。辖15个村民委员会,25个自然村。1958年为石泉公社,1961年更名石潭公社,1984年改乡,后改为石潭镇。咸阳(历史)大事镇名因境内小河沟有"响石潭"泉水而得名。
据《礼泉县志》记载:"响石潭"位于小河上游河床,为九峻山延伸带,石灰石因河水冲刷裸露在外,形成一个小断断崖,周围皆为黄土沟壑地质构造。发源于石泉的小河,流经于此,飞流直下,瀑布飞挂。因其岩石、飞瀑、潭水、声响集于一身,故名响石潭。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曹骥官本《续修礼泉县志搞》载:此潭怪石嶙峋,水中突立。河水自上而下呈瀑布状。土人呼为响石潭。潭东岸有土阜,下锐上阔,俗谓金炉朝天。又有土垒,奇形怪异,俗谓灵龟饮水。又载:今县北泔河袁村坡下有水自北入泔,俗称小河,或以为浪水。水浅而清澈,多小鱼其上。流经俗号响石潭者,水击石横涛沫飞溅,奔流环绕,自成瀑布者,最为奇观。
看了“北京好人”,想到我的祖父母。经常看到身边同事说过节回家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特别的羡慕。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我小学五年级左右都已经全部去世。外婆我是从来没有见到过,据母亲说外婆60岁左右便离世。爷爷我见到过,去世时候我大约四五岁,但我对爷爷没有任何印象。外公和奶奶去世时间差不多,在我12岁左右前后去世,记忆非常模糊。
以前暑假时候最喜欢去外公家,他们家里有很多书可以看,舅舅家的孩子比我大,我常去翻看下一学期的课本,提前预习。舅舅家的哥哥姐姐们带着我去抓知了,去河里抓鱼,捞贝壳。印象中舅舅家的大盆子里面装了很多很多的贝壳,每次回家我都还带上一些走。暑假时候,奶奶经常去大姑家,大姑家和外公家距离不远,有时候在外公家待久了就去姑姑家转一转。
大姑家有个哥哥做手工特别棒,经常教我叠兔子,千纸鹤等等,可惜现在都忘记了。记得家里曾经养了一条叫“虎子”的狗,大姑家暑假临时借去看家,后来不知何故狗死了,可能是吃耗子药吧。然后姑姑家就把狗皮剥了下来,晾晒在房顶上面。不知道何故,我脑海中一直对屋顶狗皮的画面印象非常深刻。或许,那时候狗狗是我最好的玩伴,内心有些小刺激,便久久不能忘却。
看了“天上掉下个UFO”,想到苹果糖葫芦。现在水果摊上已经看不到秦冠苹果的身影,曾几何时这是家乡农民发家致富的主要产业。印象中一直残存着父亲写在果园房房墙上的那句话“苹果苹果人人心乐,当初没栽确实有错”。从我读小学开始村里便大规模栽种苹果树,还记得那时候晚上村上会组织农户集中学习果树的修剪知识。
果树刚开始结果子时候,非常的稀少。农民们都在自家果园里面搭建起了建议的房子,住在里面看护苹果,担心被偷。有一次,隔壁果园孩子碰到了我们家的一个苹果,我还和他打了一架。我哭着说:“妈,明明把咱苹果给碰跌咧”。记得村上邻居家在屋门口放了一袋苹果,大冬天时候苹果都冻成冰块,咬起来是那样的甜,硬硬的,酸酸甜甜的。
每个人都想让家乡焕然一新,那个时候的父母也是如此。苹果成了很多家庭的收入支柱,那时候红富士一斤2元多,秦冠一斤1元多。记得有一年买苹果,我偷偷拿了一个大苹果去门口卖糖葫芦那里换了一串回来。一个苹果七八两,也有小一块钱的样子。现在回家乡,苹果树都已经荒废,秦冠也一斤两三毛钱,再也没有了往昔的辉煌,都当落果卖给了果汁厂。
看了“最后一课”,想到老师及未来。我的小学老师能记住名字的没几个,大约印象最深的是小学一年级语文老师的那句话“高的高,低的低,骑着骆驼吆着鸡”,来说我们班同学写字不整齐不规范。三四年级时候有一个老师大家都惧怕,大约是他要用烟锅头来敲打学生的头部,幸运的是我没有在他的班上。小时候遇到大扫除,需要自己从家里带扫帚过去,想起了尘土横飞的刺鼻味。
我的一侧脸上有一道疤痕,还记得时候小学时候学生要自己安装窗户玻璃,我抱着玻璃走的时候不小心摔倒,然后玻璃破碎划伤了脸,于是岁月永留痕。那时候每周要上五天半的课程,周一到周五我们三大晌的课程。早上六点过上学,九点过放学回来吃早饭,然后再去上中午课程,一点左右回来吃午饭。两点过再去上下午的课,晚读后回家。周六上午有三节课,上完后放假。
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改为了周末休两天,到了初中后改为上午下午的两大晌的课程制。此刻,那些教我读书识字的老师们有的都已经七八十岁了吧,不知道他们现在还好么?或许再过几十年,当我年老时候,或许只有翻看我的博客才能回忆起曾经的很多往事。或许,当我也像电影主人公那样脑梗塞后出现痴呆,我也许就只记得小时候那段美好的岁月。
看了“回乡之路”,想到家乡那口井。家里没有井,小时候父亲常在隔壁邻居家挑水。现在想起来,好像就只有我们家没有井,其他前后左右的邻居家都曾挑过水,后来用架子车和水桶拉水倒在瓮里面喝。挑水的水桶是那样的沉,我提起来一桶水都费劲,而父亲要挑着两桶水,那时候父亲的形象就是一个大力士。后来用水桶拉,每次回来要用水管把水放出来,就需要使劲吸,排空水管里面的空气,利用负压把让水自动流。
再后来由于每家都栽种了苹果树,家乡处于旱腰带地区,常年缺水。于是每家每户都在自己果园里面打了深井,由于那时候农村缺电,而且常常电压不足。为了能够水泵从井里把水抽上来,大家经常夜里去果园浇水。以前电压经常偏低,电压一低,水泵立马跳闸。如果在家里看电视,电视就会突然的暗一下,大家就知道这时候电压不稳了。
那时家里如果喝水,就会从自家的果园水井里面抽水,然后拉回家喝。现在回家,果园里面的水井都用厚厚的树枝和茅草遮住了,后来地下水位越来越低,这些水井很多已经没有水,再者苹果现在不值钱了,再用水井水灌溉,成本太高,大家也便作罢。如今,每家每户都用起来了自来水,告别了挑水拉水的日子。
看了“神笔马亮”,想到梦想与现实。每个人都有梦想,有希望梦想能够照进现实,可是现实经常是如此的残酷和冷漠,于是梦想常常被裹挟着前进,直至磨灭。就像现在我们经常要问孩子愿望一样,小时候老师和家长也会问我们的今后的愿望。记得我也曾经想做一名画家,想做一名科学家……更记得曾经在奶奶墙上报纸里面的一句诗:“我是农村娃,泥土养育大,双手握锄把,辛勤种庄稼”。
有一次我把这个读给大人们听,然后被痛骂了一顿,让你好好读书,你给我想着种庄稼!然后就灰溜溜的继续看书去了。还记得在家门口头门两侧墙上写着“科学种田,勤劳致富”八个字。每次回家都会看到,虽然现在没有种田,但科学和勤劳二字我记得非常牢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科学,要讲究方式方法。同样,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注意勤奋,勤能补拙。
一年时候我的读读写写那本书掉了,父亲给我把全书抄写了一遍,就连插图父亲都给我绘制了上去。父爱如山!记得父亲在房间墙上写着“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你强它就弱”这几个字,那时候约莫父母也是40岁左右,曾经他们也有青春和梦想。我给母亲说,我也不怕困难,爸爸不是写了么,困难就是弹簧,我们要强大。母亲笑着说,那是毛主席说的。
五个故事,五味人生,如此!如此!
]]>2020年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机构来说都是变化之年,对于个人同样如此。洗涤的不只是岁月的苍老,更有心灵上的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生老病死,是为人生八苦。因缘际会,一切空若流星划过,一切实如流水涓涓,离苦得乐常自在。
周六下午和Coco妈买菜。很多时候,危机并存,吃掉的食物,看似食物消亡,实则食物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于自然界。甚至,你我们身上。只有不断的新陈代谢,万事万物才能够动起来,循环起来,流水不腐,户枢终不蠹。不管如何代谢,来路即去路。
尘归尘,土归土。三十里路云和月,做最真实的自己。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真正属于自己的快乐在于简约的内心,非宁静无以致远,非丝非竹而自恬愉,非烟非茗而自清芬。泰山崩于前而不惊,安之若素,沉默从容。王阳明曰:
当极静时,觉此心中虚无物,旁通无穷,如长空云气,流行无所止极。
及时转换对生活的态度,持一颗清净心,不生是非分别,不起憎爱怨亲,安稳如山,自在如风。忙碌的生活外,存一颗闲静淡泊之心,寄寓灵魂。心中有青山,气定神闲的忙。任何时候都不要让心兵慌乱,只需一种从容的淡定,一切便会豁然开朗。
]]>穿过锦华馆,在和小科甲巷交叉口有一个石碑,石碑造型古朴典雅,全白色石碑为底,写的是“石达开殉难死事纪念碑”,有六句诗“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黄金若粪土,肝胆硬如铁。策马渡悬崖,弯弓射胡月。”碑文默默的诉说着曾经发生的故事。
在春熙路建成之前,清代主管全省司法刑事的按察使司下属的司狱署及其直辖的监狱就设在此地,清代很多著名的反清人士都曾经被关押在这里。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兵败之后,以“舍命以全三军”的精神,到清营议和,结果被清军扣留,并押送省城科甲巷臬台的监狱内,于1863年6月27日被四川总督骆秉章“凌迟”处死。
在科甲巷重修以后,立了一个碑,就是纪念石达开就义的碑。非常遗憾的是,这个碑上面没有写说明。这块碑立于2000年,上面刻了一首诗。这首诗叫做《入川题壁》,就是“进入四川以后在墙上题的一首诗”之意。
这首诗不是石达开的原著,是后人模仿他的口气写的,而且是八句,他们只刻了六句。八句是这样的: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黄金若粪土,肝胆硬如铁。策马渡悬崖,弯弓射胡月。人头作酒杯,饮尽仇雠血。
在2013年7月17日成都商报袁庭栋今日图解“老成都”《科甲巷成都人最熟悉的陌生地》一文中有着这样一段详尽描述:
作为太平天国的重要首领,在太平天国后期,由于和洪秀全的矛盾,石达开带着一支军队,离开了天京(今南京),一直走到我们四川,最后被困在大渡河边。当时清兵大兵压境,他知道他的部队是冲不出去了,石达开就和清兵谈判,最后一个人走进了清兵的大营。
后来,他被抓到了成都。本来他这么大一个太平天国的领袖,是要送到北京去的,不敢送,怕路上出事,比如劫囚车,于是就在成都将他杀了,而且是“凌迟处死”。地点是在哪里?就在原来的一医院,因为这个地方在清代,从今天东大街到春熙路南段路口,一直到春熙路北段,都是大衙门。
这个衙门,在清代叫“臬台”,它就是“按察司衙门”。“按察司”是干什么的?就是管全省的司法,维持治安。既然是管司法的,就要管审判,还建了一个很大的监狱,清代四川最大的监狱,也在这个地方,石达开就被关在这个监狱里。本来应该在外面的刑场杀他,但也是怕出事,就在监狱里把他杀了。
石达开在成都科甲巷被凌迟处死,石达开临刑之际仍然是面无惧色、神色怡然,身受凌迟酷刑,至死默然无声,观者无不动容,清廷官员也不得不佩服“系以凌迟极刑处死,至死亦均默然无声,真奇男子也!”四川布政使刘蓉敬佩地说“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是丑类之最悍者。”
如果你下次来春熙路,不妨来来看看这块记录历史的石碑……
]]>“我从在旧书店里当店员时起,就开始一本接一本地读日本和外国作家的作品。我决定按ABC的字母排列顺序,每位作家选一部作品,每天一边看店一边读。这是旧书店店员修炼的第一步。”
一位爱好文学的旧书店老板如何看待一位作家和他的作品?注重其文学价值还是更在意市场价值?
出久根达郎《给作家标个价:旧书店的文学论》,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九年九月一版一印,定价四十九元。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八日购于乐转城市书房师大店。这本视角独特的书话,用二十八万六千字,四百三十七页,从人生经历和作品特色到初版、二版、装帧、印刷等各个方面给司马辽太郎、三岛由纪夫、山本周五郎、川端康成、太宰治、寺山修司等二十四位日本知名作家一人一文解读和“定价”。以泉镜花为例,“镜花的初期著作,外封齐全的话,可谓珍品,价格贵得离谱。但如果缺外封的话,价格就跌到只有原来得十分之一。”
“我问浦生欣一郎先生:‘要接触镜花文学的话,应该最先读哪篇作品呢?’他立刻回答:‘《高野圣僧》。’”想起泉镜花的《高野圣僧》我曾经读过。爬上日本一架,在最上面一层找到《高野圣僧:泉镜花小说选》两本,一本中文,一本日文,上海三联书店二〇一二年一月一版一印,译者竟然是文洁若。又读了一遍。这是我第三遍读《高野圣僧》,对里面的奇幻描写仍然赞叹不已,绝不输蒲松龄《聊斋志异》里任一篇。
文洁若是我国著名翻译家,萧乾的夫人。她是我国个人翻译日文作品字数最多的翻译家,还与萧乾合译了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尤利西斯》,我架上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一版一印,七十二万字,一千多页,还有一册一百二十八页得导读册和一本四百八十三页的注释册,一套三册近百万字,定价一百六十八元,我七十元淘来九品旧书,一年多了也没做好开始读的心理准备。
关于日本的旧书和旧书店,之前还读过李长声的《枕日闲谈》,也是非常有趣。序中一句印象深刻:清人石庞天外集云,人生有三乐,一读书,二好色,三饮酒,此外落落都无是处,奈何奈何。
]]>那就换一本吧。我说。但她不太想换,因为觉得“名著嘞,海明威,几多有名的,总应该写得不错的。”
“你觉得阅读什么最重要?”
“知识?常识?”
“我觉得是快乐。快乐了,管它知识点、常识点、重点、要点或者管它什么点都能get到,不快乐,什么点都没用。所以阅读第一条就是自由阅读。想读什么读什么,什么让你快乐就读什么。当一本书你读不下去,果断放弃,换下一本。世上那么多书,历史的,地理的,言情的,武侠的,考古的,科幻的吧啦吧啦,没必要在一个点一本书上死磕。中国不是还有句老话叫“触类旁通”么?看多了就自然知道了,明白了。路上有块大石头挡着,敲不掉挖不动,就绕过去嘛。”
今天端午节假期第一天,一早去二十四书香书店,又是入店第一客。从上午十点呆到下午两点,中间出去吃了一碗面,挑得淘得新旧和特价书共十六本。欢喜。
金性尧《夜阑话韩柳》,北京出版社二〇一五年九月一版一印,定价二十六元,略有水渍,特价十八元。
吴小如《古典小说漫谈》,北京出版社二〇一六年二月一版一印,定价二十八元,略有水渍,特价十八元。
张荫麟《两宋史纲》,北京出版社二〇一六年三月一版,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印,定价二十九元,略有水渍,腰封缺失,特价十八元。
以上“大家小书”系列之三种,兴趣和备课,各占一半,不备课时当闲书翻翻也是轻松有趣。
有的书,老早老早就听过,但就是一直一直没看过,《太平广记》于我就是这类书其中之一。今天发现特价,就买了。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三月一版,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印,定价三十二元八角,六折特价十九元七角。没有破损、污渍的书打特价,如果不是书店清仓就是内容不够好。这个版本如何,看看再说。
段义孚《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九年2月一版,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印,定价八十八元。没听说过这本书,但从书名感觉正好是我正在学习的方向——地理、历史和语文三门课程的融合。这样多学科融合课程,并不是我拍脑袋的做法。民国二十五年(1936),苏甲荣的《中国地理沿革图》,蔡元培题字,梁启超作序,由日新地舆学社出版。梁启超在序中即说“读史不明地理,则空间观念不确定,譬诸筑室而拔其础也。”
《日瓦戈医生》,首次出版于一九五七年,是在米兰出版的意大利文译本。次年,作者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因这部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消息在前苏联引起轩然大波,作品受到严厉批判,本人也被开除作协会籍,并受到各种威胁恐吓,于是被迫拒绝诺奖,成为诺奖历史上唯一一位不仅未曾因获奖而取得荣誉,却反而招致屈辱和灾难的作家。一九八二年,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逝世二十八年后,苏联才开始逐步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今天淘到这本是长江文艺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六月一版一印,硬面精装,定价二十八元。好奇,到底是一本写了什么真话的书会让当时的苏联执政者如此害怕。算是今天捡漏收获之一。
陈寅恪《金明馆从稿二编》,“陈寅恪集”之一种,繁体竖排,三联书店二〇一五年三月一版,二〇一七年四月七印,定价七十五元。我手上这套书的第二种。另一种是《元白诗笺证稿》,慢慢要凑齐这套书。还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商务印书馆的毛边本,一直没舍得拆开毛边,所以,一直没读。
夏志清《感时忧国》,广东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五年八月一版一印,定价五十九元。没读过,不评论。
李长声《系紧兜裆布》,三联书店二零一四年八月一版一印,定价三十八元。这周正在刷藤泽周平,《黄昏清兵卫》和《隐剑孤影抄》两本就是李长声所译,真正是译出了“平静而有力的文笔”,所以一看到就忍不住买了。上周在学堂大门遇到周之江,他第一句话就对我说:“谢谢你的评价。”我一头雾水,没明白,问:“什么评价?”,他说:“我的那本书,你写的书评。”我才想起四月看了他的新书《大时代的小注脚》后,随手写了一篇读书笔记,他在温哥华的同学看到后转给了他。这周一,我做了他女儿的中文老师。刚才,在这本书的扉页上看到“长声闲话”印是周之江所刻。
黄图珌《看山阁闲笔》,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三年二月一版,二〇一九年三月八印,定价三十四元,“明清小品丛刊”之一种。看了再说。
张之洞《劝学篇》,朝华出版社二〇一七年一版一印,布面精装,定价四十二元。“清末民初文献丛刊”之一种,清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两湖书院刊本影印本(繁体竖排),分为上(内)篇和下(外)篇共十五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想读的书太多,时间又太少。
喻血轮《绮情楼杂记》(足本),九州出版社二〇一七年九月一版,二〇一八年二月三印,定价七十八元。据说这是一本可称为晚清民国民人奇闻轶事的“晚近版《世说新语》”。
夏丏尊、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合编的《开明国文讲义》(上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十月一版一印,定价五十九元。这个价格淘到这套书,真是捡到大漏。《开明国文讲义》初版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十一月,编纂者都是一时之选。夏丏尊是著名散文家、翻译家,叶圣陶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现代著名作家;宋云彬当时是开明书店编辑,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陈望道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语言学家。这四位名家联手为青少年编纂这样一部语文教材,本身就是一个创举。同时这也是民国时期对语文教学的一次别开生面的探索。这部教材立足于青少年读者的自学,一百四十余篇选文按文章体裁由浅到深,由此及彼,于平实中体现创意。青少年读者只要认真自学,勤于思考,就能学会阅读和写作的一般方法,掌握简明的中国文学史常识,从而为今后的进一步深造打下较为扎实的基础。对我当下的教学应能从中得到极大的启迪和借鉴。
每次逛旧书区都会有收获。今天捡到的大漏,数这本《清稗类钞》第一一册。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七月一版一印,繁体竖排,定价三块一角五分,封底上一枚长方形“特价图书销售章”,书店定价三十五元。打主意读《清稗类钞》没多久就遇到,可见念念不忘就必有回响。只可惜这套书仅只这一本。买回来随手翻了一下,有趣,有料。喜欢。下一个目标,存钱凑齐一套《清稗类钞》。
此刻,买回的书都盖了章,却上不了架,全堆在书桌上。因为架上已没有空间了。
]]>例如一项工作任务,从社会人的角度和体制人、企业人的角度来看,都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并且都能做出一个孰优孰劣谁对谁错的判断。这就是俗话说的“屁股决定脑袋”,话糙理不糙。能做到没有分别心的,不是圣人就是已成佛。所以,立场,也就是价值观,是不可调和的,只有容忍,才有自由——想起一本买了很久但还没读的书——杂文集《容忍与自由》。据说这本胡适的杂文集文章都不深刻,只是一些赏识。可是当下缺的,正是常识。我天天看书,也是寄希望于能找回一点早被抹掉的常识。
我现在每天上课,课前紧张、惶恐到要上两三次厕所——我为自己的才与德与教师这个角色的不匹配而惶恐——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课堂上我和学生很享受,甚至我都不知道原来自己知道什么,学生也常常要求再拖五十分钟的堂,把下节课连堂了;课后很后悔——课还是没备好,原本可以更好的。
周三,汪博士生病,我帮她又代了两节高中的中文课,讲了“七国之乱”和“丝线两端的帝国”两个主题。今天下午课间她送我一本《语文教育学概论》,是她所供职大学的教育硕士教材。对我来说,书是最好的礼物。尤其是这本书对我这野生的语文老师来说,就是一把篦子,更是基石,从概念到过程,从目标到方法,都能帮我梳理清楚并完善,但并不意味着我要拆掉自己对这门课程的理解的脚手架。用汪博士的话说就是“了解下教育体制内的学校都在怎么教”。是的,教育体制内与外,怎么教、教什么,还是屁股决定了脑袋。只是这需要时间细细读,慢慢学,缓缓用,而最稀缺的正是时间。
时间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我需要多少时间?我曾拥有过时间吗?这是我选择成为一名佛教徒所想弄明白的。当我说我是佛教徒时,不是说我比别人更具足智慧,而是我被太多的傲慢包裹,需要用谦卑来体味更浩瀚的世界。
]]>我们的真正优势在于,很多东西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的。我们住在有自来水的房子里,公立医院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让孩子接种疫苗,因为公立学校不接收未接种疫苗的孩子……我们几乎用不着自己有限的自控及决断能力,而穷人则需要不断运用这些能力。也就是说,如果穷人具备了我们的能力,他也只是维持现状而已,如果他犯错,情况就会变得更糟。穷人要怎样才能拥有超越自身认知的决断能力?通过接受教育吗?
在大多数国家,上学是免费的,至少小学时如此。所以,大多数孩子都有学可上。然而,全球调查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儿童辍学率在14%—50%之间。辍学除了健康问题,还有孩子们并不想上学。发展中国家的学校对儿童不具吸引力,既不是因为入学难或缺乏人才需求,也不是家长拒绝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那么阻碍究竟源自哪里?
教育一直是政策之争的主题。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教育本身是好是坏,而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以及如何进行干预。
我们看到,学生们的确在公立学校里学到了东西,但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并不乐观。我们现在学校的课程及结构,常常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那时学校的目标是培养出当地的精英,成为殖民统治集团的有效盟友,建立殖民者与当地人不同的等级。所以,尽管每年都有学生进入学校,教师们仍然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为艰难的考试培养最优秀的学生。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教师的作用就是保证学生顺利进入下几个学年或大学学习。因此不仅家长们将希望寄托于孩子毕业考试的成功,整个教育体系也都包含着这种思想。这种思想及行为体系意味着,大多数学校体系都有失公平。有钱人家不仅可以去教学质量更高的学校,还可以在学校里享受很好的待遇。穷人家的孩子只能去教学质量较差的学校。当穷人家的孩子最终进入社会,他们的位置多半已经被一些平庸的人所占据,因为那些人的父母有能力用钱为其赚取每一个成功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有免费的公立学校,家长们仍会花费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将孩子送入私立学校的原因。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私立学校的课程与教学针对的都是精英,而不是一般学生,这也就是为什么私立学校在普通学生教育方面表现一般的原因。
目前的教育体系根本没有为大部分孩子提供任何机会。那些家庭不富裕,又对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不满意的孩子和家庭,这个占到了整个社会人群的大多数的群体,教育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要想建立一个能够向每个孩子提供机会的教育体系,首要的一步或许就是,认识到学校的服务对象是其现有的学生,而不是可能想要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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